网友们在称赞响亮的玫瑰的同时，也对男足输给了越南，提前两轮无缘世界杯表示不满。就连知名足球评论员黄健翔也在微博发文：“请按照男足奖金标准，将女足奖金加倍！”

中国女足取得比赛胜利

当晚，“女足加点钱”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微博浏览量过亿。

7日，“中国女足奖金”频频成为热门话题。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截至发稿，中国女足在本届亚洲杯上可能获得的各类奖金已达近4000万元。

亚足联表示，女足夺得本次冠军将获得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3万元）奖金；中国足协中国队官方合作伙伴蒙牛乳业宣布，将给予中国女足1000万元现金奖励；随后支付宝还宣布兑现“十年十亿”支持中国女足发展的承诺，向球队奖励1000万元，向水青霞教练团队奖励300万元。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按照中国足协此前确认的奖励方式，中国女足将获得巨额奖金，这将高于排名前列的中国男足获得的奖金。 12场比赛，金额很可能超过1000万元。

中国国家队男女足球运动员收入和成绩的差距引起了很多争议。那么，目前女足姑娘们的收入和待遇如何，与男足的差距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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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赚一百万没问题”

据了解，目前，国家队女足运动员除了有地方体育局和俱乐部的工资外，还有国家队内赞助商的工资和奖金，顶级运动员还有商业赞助。

“国家队女足运动员的收入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差，基本上是体制内运动员的标准。”一位接近足协的内部人士告诉时报记者，国家队中比较优秀的女足球员年收入都不到百万。问题。

中国女足赢得了这场比赛。来源：视觉中国

《足球》记者贾艳峰在谈及女足现状时表示：“不要用过去的眼光来理解女足，尤其是经济方面。2018年以来，女足平均拿到了10亿的收入。”十年内来自支付宝的赞助，平均每年1亿，这笔赞助专门用于女足的发展，特别是国家队层面的​​发展。补贴大幅增加，并将按季度发放。”

此前，长春大众优秀女足总经理兼主教练刘友透露，女足俱乐部每年的投入基本在2000万元以上，有的球队已达到4000万元。

刘友说：“如今，女足投入了大量资金，个别球员年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有的女足运动员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有的球员领三份工资，即正式工资、俱乐部工资和奖金、国家队工资。”

相比之下，中国女足的收入高于日本队。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日本女足核心中场长谷川结衣在AC米兰的税前年收入只有1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0万），再加上每月20万日元的收入。日本足球协会.出国留学补贴，年税前收入100万元以下。

中国女足运动员王霜在球场上用力踢球

“如果横向比较，中国女足的收入在世界上并不低。”贾艳峰透露。 2018年以来，中国女足运动员收入稳居世界第一。

对此，上述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顶级女足运动员收入不错，但一些草根和普通球员的收入和福利仍然一般，并不是没有几千元的工资。一个月。 “有些地方俱乐部发不出工资，体育局会提供最低保障。但这种情况，各地标准不一样。”

02

世界冠军也赚不了多少钱

近年来，中国女足的薪资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与动辄上千万的男足年薪相比，差距还是不小。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2019年底，中国足协发布了一系列限薪令，对国内球员的顶薪实行1000万封顶政策。根据2019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工资支出，达到11.779亿元，其中国内球员平均收入达到553万元。中国足协将在2020年再次出台限薪政策，要求国内球员税前工资不超过500万元，一线队本土球员平均工资不超过300万元。

男女足球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困扰着美国。

2019年7月7日，美国女足在法国里昂成功卫冕，第四次夺得女足世界杯冠军。然而，美国女足获胜后，场上高呼“同工同酬！”

美国女足参加女子友谊赛

本场比赛之前，美国女足28名球员联名起诉美国足协，称：“女球员的薪酬一直低于男球员，即使她们的表现已经超越男球员。”他们认为美国足球没有为女性球员提供足够的服务。提供平等的工作条件、晋升和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女足目前被国际足联评为世界第一。

美国球迷表示，美国女足的成绩比美国男足低，但收入却低得多：2015年女足世界杯夺冠的美国女足获得奖金172.5万美元；而2014年男足世界杯仅进入16强。美国男足获得537.5万美元奖金。

美国足协的解释是，男女球员的薪资协议不同。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足协表示，女球员年薪为10万美元，获胜或平局比赛还有额外奖金。然而，男性玩家实行的是“付费玩”机制。他们没有固定的年薪，但每场比赛的奖金会更高，而且即使失败也会得到大约5000美元的保障。

03

收入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在全球范围内，女足收入普遍低于男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女足比赛观众少、缺乏赞助商、女足商业价值低、联赛和俱乐部收入低等。

《国际足联基准报告——女足》报告

2021年5月，国际足联发布的《FIFA标杆报告——女足》报告显示，中国女足俱乐部的平​​均年收入为110万美元。收入来源包括赞助商、协会、比赛收入、节目制播等，其中赞助商和协会占比较大，分别占比42%和26%。此外，球员工资占俱乐部总开支的56%。

从国际上来看，中国女足俱乐部的收入水平已经名列前茅。

全球所有女子足球俱乐部的平​​均收入为50万美元，其中66%的俱乐部收入低于30万美元，只有13%的俱乐部收入超过100万美元。

国际足联从2018年男足世界杯中创造了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还为2018年男足世界杯的参赛各方提供了4亿美元的奖金。相比之下，2019年女足世界杯仅带来约1.31亿美元的收入，女足奖金池也仅为3000万美元。

刘友对女足市场化程度低、收入低等问题深有感触。他坦言：“如果长期无法从联赛平台获得收入，长期依靠输血，女足俱乐部的权益就得不到根本保障，情况非常悲观。当投资者看不出任何意义，他们迟早要退出。”

世界各地都在呼吁增加女子足球的奖金。

国际足联表示，将把2023年女足世界杯的奖金增加一倍，达到6000万美元。与此同时，男子世界杯的奖金也将上涨至4.4亿美元。

看来，放眼全球，男足和女足的收入差距更大。

中国足球总是输球，最高检揭露内部原因

近日，最高检察院内刊发表题为《中国高水平体育触目惊心的腐败》的文章，信息量巨大。它深刻揭露了中国体育在运动员选拔、比赛结果操纵、赛事审批等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其中有肖田等原体育总局局级领导，以及分管领导干部于力、沉立红等；既有国家跳水队这样的强队，也有中国足球这样的传统弱项……

总而言之，令人震惊。我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原文章太长，稍作修改。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中国体坛，众多金牌赛事的背后，都有一个“两张脸”的身影。一方面，他们带领队员在国内外比赛中取得骄人成绩，为竞技体育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在各自的圈子里拥有很高的权威，掌控着运动员的“生死”。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权力，甚至操纵游戏，参与各种腐败行为。

与此同时，腐败的外在表现还有“假球”、“黑哨”、“赌博”、“兴奋剂”、“运动员选拔黑幕”、“球员年龄造假”等。 “操纵干扰比赛”、“明星运动员商业代言纠纷”……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体制问题。

一般来说，问题可以分为三类。

（一）选择背后的秘密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发生丑闻。

众所周知，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上的“金牌得主”。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四名女子举重运动员全部获得冠军。然而，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湖北运动员周军三项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奥运史上的最差战绩。

这个“错误”不仅仅是一个“错误”。业内人士表示，虽然竞技体育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很多具有绝对优势的项目上，在谁都能获得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 ，这使得更容易触发一些私人的权力换金钱的交易。

这次事件也不例外。经调查，背后原因是湖北省体育局认为周军训练成绩优于其他运动员，坚持“推荐”周军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想要照顾湖北的“奥运名额”，结果发生了意外。

显然，周军的“无解考验”是不透明选拔机制的“恶果”。中国体育法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总结道：在王牌赛事中，存在着“进了就得金牌”的诱惑。如果你不被允许进入，你就会默默无闻”；在一般项目中，选题上也存在着“不花钱很难被选中”的“潜规则”。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即便是足球这项“耻辱”的运动，也腐败到了极点，每个国家队队员的名单上都充满了是非之争。事实上，早在2014年，中央纪委就曾点名中国足球管理混乱。

乒乓球运动员唐娜改变国籍，代表韩国队参加比赛，批评中国国家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案例。

唐娜13岁进入国青队，并于1996年获得全国青年锦标赛冠军。不过，她在国家队却始终没能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随后她就改变了国籍，去韩国打球。随后，她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全部10场比赛的胜利，并排名女单第一。

“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协不经过选拔，而是提前指定有潜力的球员进行强化训练。”据媒体报道，唐娜甚至表示韩国是她的祖国，希望代表韩国参加比赛。如果进入奥运会，将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抛开争议不谈，如果一名优秀的中国运动员最终选择改变国籍出国打球，我们的制度是否应该深刻反思？

(2) 操纵和“定义”

业内人士认为，比赛造假是体育界第二大腐败病。

例子是无穷无尽的。

十二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夺金使命”，原国家游泳队“掌门人”于立收受游泳队主任20万元贿赂。辽宁省游泳中心.旅游项目发生重大评分纠纷。据说此前就有人说过“辽宁队一定能夺得金牌”。

无独有偶，第十届全运会上，由于与中国跳水队某领队“关系不好”，跳水名将田亮尽管在水中有完美表现，但只有一名裁判给出了9.5分的高分，其余均为8.5。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某位体育主管的指示。这位给出9.5分评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并在不久后辞职。

随后，圈内知名国际跳水裁判林向媒体透露：“跳水裁判几乎处于傀儡状态，谁想夺得金牌，就会指示裁判多给分，以降低分数。”还有很多比赛的替补裁判，如果你不听话，我就不会让你走。”

一位体育行业人士告诉方圆记者，与跳水、花泳、体操等主观评分项目类似，由于缺乏统一的客观衡量标准，裁判员的判断主观性很强，一些体育项目的内部人士也认为，裁判员的判断主观性较强。事件有很大的模糊性。影响力，这为“黑箱操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中国足球就是一个反面例子。业内人士表示：“贿赂高层、收买裁判，甚至收买对手打假球、打黑球，都是一些足球俱乐部常用的手段。”中国足协三位原主席（副）主席谢亚龙、南勇、杨益民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卢军被拘留后供述，“从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开始，我们就开始与足协官员勾结举报假球”。

“有的省份，为了多拿金牌，搞私人利益分享。”一位知情人士举了一个例子。某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两队四名选手依次参赛。一圈又一圈，却没有出现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追逐等精彩场面。观众直呼“太假了”。

这一“奇观”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金牌决策”。由于本场比赛内幕复杂，根据比赛规则，领先者获胜才符合双方球队的利益。

（三）审批与运行

另一个制度障碍是活动审批。举办体育比赛和锦标赛以及私人商业活动都需要得到体育主管部门的批准。

“难以想象，连举办三人篮球比赛的公司都需要得到篮协的批准。在国际上，像奥运会、NBA这样的赛事都是由非政府组织举办、市场化运作的，根本没有得到官方批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诚信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成为部门逐利的灰色系统。获利的工具。

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在“全国两会”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现阶段的发展阶段，体育赛事的审批没有必然的理由。

姚明指出，赛事管理费和审批费往往由各体育管理中心收取，标准差异较大，很容易滋生腐败；而体育管理部门利用行政手段干预本来可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的配置，客观上也形成了垄断，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造成了人为设置了运行游戏的“门槛”。

姚明的建议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多年来一直实行赛事审批，内部改革肯定很难去掉这块“利润蛋糕”。

事实上，直到中央督察组指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后，体育总局才被迫纠正立场，表示“取消商业性、群众性的赛事审批”。除全运会和全国冬季运动会外的体育赛事。除全国青运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性综合性体育赛事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外，其他赛事不需要审批。”

除了赛事审批之外，一些商业赛事的运作也十分混乱。比如，在中国足坛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谈判过程中就不断听到利益输送的“搅局”。可见，体育赛事管理已成为一些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

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

权力滋生腐败。在这个体系下，从制定行业规则到选拔运动员、教练员，从审批体育赛事到组织体育活动，从裁决赛事纠纷到发放体育奖金，一应俱全。这自然会不断强化其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为体育界的腐败滋生提供土壤。

再以足球为例，可以说它已经推进职业化20年了，但仍处于“市场运作商品化、管理行政化”的状态。有评论认为，大国之所以无法提高足球水平，是因为这种体育制度存在“先天缺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管事个别化”很容易导致官员兼任现象严重。比如落马的体育老板肖天，除了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外，还是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名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 、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

拥有如此多的职位，无疑为官商勾结、金权交易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会。

肖田 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

我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四化”短板——立法滞后、执法唯利是图、监管形式化、司法边缘化，这些都为体育腐败提供了条件。

作为行业的根本法，《体育法》大部分都是原则性规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来规范比赛操纵、仲裁纠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选择等问题。现有的体育法律体系无法有效遏制它们。体育腐败泛滥，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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